社交與教化:上海市民與戲劇文化

發佈時間:2017-11-13 17:15:31|來源:文匯報|作者:曾瀾|責任編輯: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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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戲劇文化從審美趣味、觀演靜電除煙機空間到傳播媒介都呈現出與市民階層的密切關聯,經歷瞭從社交到教化的功能轉型。上海市民戲劇文化公共空間的建構既是適應環境的結果,更是近代戲劇藝術自覺和文化自醒的表征。

近代上海戲劇文化是隨著移民群體的大量湧入和上海娛樂空間的商業化建構而迅速豐富和繁榮起來的。晚清以來,南北各地的眾多劇種和戲劇表演人才紛紛湧入上海,上海劇壇囊括瞭昆曲、京劇、越劇、淮劇、粵劇、紹劇、錫劇、揚劇,以及評彈、滑稽等等十幾個劇種,各劇種之間既相互競爭,呈現出不同的唱腔流派和表現形態,又兼收並蓄、融合創新,形成獨特的海派特征。戲曲活躍的同時也帶來觀演場所的興盛,“京劇風行,茶園斯盛”(海上漱石生:《上海戲園變遷志》,《戲劇月刊》1928年9月第1卷第1期)。據統計,從1867年京劇入滬至1911年,上海正式的營業性戲園有120傢,造就瞭“大小戲園開滿路,笙歌夜夜似元宵”(溪養浩主人:《戲園竹枝詞》,《申報》1872年7月9日)的劇壇盛況。上海成為近現代戲曲活動在南方的中心,有“梨園之盛,甲於天下”(黃式權:《淞南夢影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1頁)一說。

戲劇文化在近代上海的中心地位不僅表現在戲劇演出市場的活躍,更體現在戲劇文化空間的市民化轉型,這種轉型以戲劇功能從社交到教化的轉變為顯著表征。

戲劇審美趣味的轉向

近代上海市民這一階層的崛起亦是上海戲劇審美情趣由雅趨俗的過程。清代上海盛行昆曲,“滬上昔日盛行昆曲,大章、大雅、鴻福、集秀尤為著名。鴻福班中之榮桂、集秀班中之三多,俱稱領袖”([清]王韜:《淞隱漫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531頁)。昆曲是文人雅趣的典范。清末民初,市民逐漸代替文人士大夫成為近代上海戲劇文化消費的主體,熱鬧喧囂、喜樂快感、滑稽誇張式的娛樂偏好使得他們對昆曲精微細膩的水磨調、風雅綺麗的文辭以及“雅致”的美學取向敬而遠之。代表文人士大夫趣味的昆曲與市民趣味漸行漸遠,在上海劇壇越來越被邊緣化,不再受到近代戲劇市場的青睞。

與昆曲沒落相反的,則是京劇在上海梨園中的盛世輝煌。同治六年(1867),京劇正式南下上海,在英籍華人羅逸卿建造的“滿庭芳”戲園登臺演出,得到瞭上海市民的極大青睞。據姚民哀《南北梨園略史》記載,滬人初見,趨之若狂,多以看京劇為時尚。至光緒初年,京劇已成為上海最具影響力、觀眾最多的劇種。為京劇專設的戲園、茶園等娛樂空間也競相開放,戲曲從宮廷和達官貴人的私宅迅速走向瞭普通的市民大眾。此後,京劇取代瞭昆曲,成為上海劇壇轉型的方向標。

京劇之所以能夠在上海劇壇獨領風騷,是因為京劇出自民間,繼承的是中國民間文化傳統,更能適應清末民初戲劇舞臺大眾化、通俗化的趣味需求。相較於昆曲“語言曲調與今異”,“使人生厭”,皮黃和梆子這些劇種“人皆能知之,故遂意感人”(陳去病:《論戲劇之有益》,載《二十世紀大舞臺》,1904年9月第1卷第1期)。京劇的唱詞運用瞭民間敘事文學的文體,並輔之以相匹配的板腔體及伴奏樂器,營造出豪放而熱烈的氣氛,造成文場剛烈、武場喧鬧的演唱場景。在形式上,京劇凸顯曲折離奇的情節,並配以極盡奇幻巧妙的機關佈景,追求時尚新潮的戲裝;內容上則配合近代戲劇改良運動,編演時裝京劇,將市民命運和時事生活編入劇目,如《宋教仁遇刺》《槍斃閻瑞生》等。這些改良使得京劇呈現出濃厚的市民氣息,迎合瞭當時上海戲劇消費市場追新求異、戲劇場面景觀化的市民審美趨向。一些比京劇更具草根性的地方劇種如滬劇、淮劇等紛紛效仿京劇,迎合這股市民化的審美風向,逐漸在上海站穩腳跟,成為民國時期上海戲劇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昆曲的式微和以京劇為代表的地方劇種的梨園盛世,意味著近代以來文人士大夫美學趣味一統天下的文化秩序的解體,而以京劇為代表的地方劇種漸次開始瞭向市民文化身份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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